莫使高收入沦为高收入差距
“如果中国能维持每年百分之七点多的增长，人民币也应该会不断增值。那么就代表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很可能达到12700美元。”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2013国际投资论坛上如是说。其实，早在去年年初，林毅夫教授在“中国下一个20年”的演讲中，就已明确表示中国从目前的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到成为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大空间。这里的很大空间，当然指的是中国经济改革还未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然而，在通往高收入国家这一目标的道路上，还存在诸多陷阱。对中国来说，不一定会像拉美国家那样完全掉入“陷阱”，但总量上的优势和人均上的劣势，已使中国遭遇了其他国家所没有过的压力。“高收入”也有沦为高收入差距的可能。
202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林毅夫教授的这番预测，并非没有根据。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年中国人均GDP为4422.66美元。2011年，人均GDP达到了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中国人均GDP为5432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4036-12475美元的国家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人均GDP与人均国民收入相差不大，所以单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已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
而且，与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更重要的一点是，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还尚未完全释放。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很有可能达到12700美元。
按照联合国的指标或者世界银行的指标，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所以彼时的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容忽视
中等收入陷阱，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繁荣过程中，由于过多地关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总量的扩大，而忽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带来的。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至6000美元时，前一阶段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从而进入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
按照历史经验以及经济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分析，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特征。如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社会公共服务短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
而且，随着物价、工资、房价的不断攀升，教育、医疗等服务业成本的快速增长，以往的依赖卖地经济和货币化的虚拟财富的发展方式逐步失去了优势，当成本高涨后，即进入“高成本、低效率”阶段后，中国就很难再保持竞争优势。
就拿房价来说吧，由于像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不断上涨，部分人才或企业开始“逃离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优势开始被包括房价在内的服务业成本不断蚕食。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甚至断言，25年后，北京每平米房价将超过80万非常容易。
当然，这只是中国面临的众多“陷阱”之一。不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这一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莫使“高收入”沦为高收入差距
近40年来，凡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有严重的分配不公。而中国经济具有制造业附加值较低、服务业比重较低、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较高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
其中最突出的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引起社会公众强烈反应。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
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
正如林毅夫在此次“2013国际投资论坛”上所言，当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缩小收入差距，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真正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就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忽视“人均”背后的收入差距，高收入国家这条道儿，注定穷途末路。
可见，若要成为真正的“高收入国家”， 在收入分配改革上，中国还需要有攻坚克难的勇气，莫使 “高收入”沦为高收入差距，成为国际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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