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群殴背后：严峻的管理挑战

时光无念

富士康在大陆动辄数万人的工厂规模，再一次遭遇管理上的考验。

23日23时至24日3时，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内发生群殴冲突事件。当地警方称，据初步了解是部分员工和园区保安等在宿舍区发生冲突，事件中，共有40人受伤入院救治，均为男性，其中的3名重伤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其余人伤势较轻，没有人员死亡。事发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富士康发言人胡国辉（Louis Woo）对外界表示，事件已受控，但公司决定关闭该厂房，停工一天。胡国辉未详述厂房受损情况。

冲突扩大

24日中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富士康太原工厂南、北、西三个大门前看到，每个大门口都停着几辆警车，并有大批警察严阵以待。

由于有警察把守，一些前来上白班的富士康员工也被拒于门外。大门口的栅栏上到处贴着印有“今日带薪休假”字样的通知。

本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冲突的双方——富士康员工和保安的矛盾由来已久。有内部员工称，此前常有保安殴打员工的事件发生，“只是被公司给压了下来。”

24日下午，事件已经过去十多个小时，但富士康员工李锐（化名）还是无法进入园区。因为卷入冲突而受伤，他在去往医院前，被勒令将门卡放在宿舍。此时，他正等舍友给他送来门卡，好回宿舍换身干净衣服。在他深蓝色的富士康制服上，隐约有暗红色的血迹。

深夜的那场冲突中，看热闹的李锐被持警棍的不明人物打折了左臂，左耳也被硬物砸伤，缝了四针。

本报记者从多名富士康员工处了解到，双方的冲突在当晚反复了数次。

一名富士康员工称，23日19时许，他听到舍友说一个山东籍的员工被保安按在面包车里打了一顿后，拉走了。

“然后就有人回宿舍叫来了一帮山东老乡，大概有20个人吧，又打了一架。”一名参与当晚事件的保安告诉本报记者。

一开始只是保安和山东籍员工之间的冲突。不知何故，河南籍员工随后也卷了进来。员工越聚越多，那个只有200人的保安班组，很快就落入下风。据上述保安称，一名李姓队长拿起电话叫所有在家的保安迅速赶来公司“救援”。

据这名保安介绍，将近24日0时，员工的人数也大增，“正好赶上了一个大车间的工人下班，一下就来了近千人。”

很快，人数占优的工人对保安形成了围攻。事态直到当地警方在派出大批警力后才得以控制。

积怨已久

尽管当地政府称正在进一步调查冲突的原因，但多名富士康员工均对本报记者称，保安与员工的持续交恶是此事爆发的主要原因。

24日18时，大部分警力已撤离富士康园区，园区进出口处也开始有保安站岗，负责查看进出员工的门卡。

本报记者在园区唐槐路南门看到，十余米宽的大门，被电动栅栏占去近10米，留给员工的是各一米宽的进出口。由于正是晚饭时间，进出人员颇多，员工们也自觉地在门口排起长队。

五六米长的队伍，只有靠后的员工会偶尔交谈，靠前的员工则默不作声。据门口等朋友的一名员工介绍，进出时说话会被保安骂。本报记者在唐槐路南门处采访的近两个小时内，也曾数次听到保安大声斥责进出的员工：“不要说话，把卡掏出来，赶快进去。”

据上述员工称，类似的训斥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一般都是一笑而过。

一名女员工小红（化名）也对本报记者表示，参与此次冲突的很多员工和保安有过节，她以前也曾多次被保安训斥，“有一次我穿着制服从车间出来，在回宿舍的路上解开了领口的扣子，保安看到后大骂了我一顿，都是很难听的话。我回去和舍友诉苦，她们都笑话我承受能力差——她们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都习以为常了。”

在园区西南角的小饭店门口，员工张昆（化名）也向记者讲述了保安的“劣迹”：“园区内规定不许抽烟，但一些男生不当回事，被逮住后就得罚款。要是乖乖认罚的话是500元，如果不服，被通报到领导那里就要罚3000元，甚至可能被开除，然后就进入富士康的黑名单，不管是哪儿的富士康都不能要。”

他说，个别人买烟、买酒“搞定”保安，但多数年轻人并不愿意花这个钱，于是和保安之间的争吵、打架就时常发生。

本报记者了解到，富士康太原园区的保安以所在的小店区本地年轻人为主。“这些本地人说话冲、下手狠，所有人都怕，跟深圳园区雇的专业保安公司人员相比差多了。”一名从富士康深圳园区调至太原的员工告诉本报记者。

一名富士康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胡国辉为富士康海外发言人，也是集团总裁郭台铭的特别助理，此次事件交由他处理，可见集团对此事的重视。而富士康大陆发言人则对本报记者称，目前暂无更多信息披露。

外界习惯所称的“富士康”（Foxconn）是台湾鸿海科技集团在大陆的子公司。

鸿海科技集团发言人邢治平昨日也告诉本报记者，他们正在和当地政府及公安部门进行调查，正在追查一些细节。台湾的公司方面也有人来大陆处理相关事宜，而郭台铭也在事发地太原附近地区处理此事。

邢治平还表示，稍晚些时候会就此事发布更详尽的信息。不过，截至本报记者昨晚发稿时，尚未有更新的内容发布。

争议富士康

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于2003年10月奠基，2008年投产，投资额15亿美元，曾是山西引进的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主要产品有手机镁合金机构件、铝合金机构零组件、精密模具、热传导产品、镁铝合金压铸件等。据上述富士康内部人士称，此前，富士康希望借助山西的资源优势，将太原厂区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镁铝合金生产基地、镁铝合金深加工基地和镁铝合金汽车零组件生产基地。

富士康太原园区目前与周围居民的关系并不融洽。一家全国房地产公司在太原开发的住宅项目，就在富士康厂区西大门对面。每次富士康排放废气时，对面的住户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在该小区住户多次找有关部门投诉后，富士康改为每周定时排放废气，情况才有所缓解。

“但富士康也不完全遵守承诺，经常会不定期地排废气，小区里的人意见很大。”对面小区一位业主告诉本报记者，有的业主甚至动用了私人关系，找来环保部门秘密检测富士康的排放物，并送到有关领导手里，但收效甚微。

本报记者昨日在富士康周围采访时，也一直能闻到刺鼻的气味。

按照太原市的发展规划，富士康所在的小店区，即太原南部，将是该市下一步重点发展的区域。当地的土地已是寸土寸金，原本荒凉的富士康周边，现在已高楼林立。

太原作为富士康“中原金三角制造基地”的一极，承担着苹果公司产品的部分生产任务，是iPhone手机机构件的生产基地之一。此外，富士康在郭台铭祖籍——山西晋城的工厂也代工苹果产品。

“山西是郭台铭总裁的老家，他有非常浓厚的家乡情结。而河南是内迁的重地，今年年底郑州园区的人数很有可能就超过深圳龙华了。”上述富士康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富士康在郑州、洛阳、太原、晋城布局，形成“中原金三角制造基地”，一方面可以带动这一区域的产业升级，同时也是富士康中进、西迁的必然选择，“富士康的工厂在大陆已经成为各省争相抢夺的‘香饽饽’。”

在富士康太原厂区的招聘网页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招聘信息：“太原园区主要生产苹果系列的全部产品（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等高端数码产品。因进入生产旺季，急需工人5000到15000名。”本报记者联系客服人员，问有何要求时，对方答复说只要年龄在16.5岁以上、有二代身份证即可，能拿到的综合工资基本在2800元以上。

管理隐患深藏

上海市律师协会劳动法委员会主任陆胤对本报记者表示，就富士康发生的这起事件而言，如果情节轻微，可依照《治安管理法》进行拘留、训诫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则可适用《刑法》，其中有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两个罪名可以适用。

他还说，公司可以与违反公司纪律乃至违反法律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有被误伤的，则因为公司有责任保障员工的人身安全，所以得承担责任。”

虽然富士康吸取了深圳龙华园区此前工人连环跳楼的教训，决定在内迁当中不再新建龙华那样的巨型工厂，单一厂区的规模不过20万人，以避免工厂太大带来的管理问题。但新的问题依然出现。

“对富士康来说，快速内迁还可能产生一个新问题：85后、90后如何管理？”上述富士康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厂区招聘的员工平均年龄都在20岁上下，有的甚至已经成为管理人员。

“他们在业务上非常拔尖，愿意吃苦，但是如何更好地适应角色转变，对这帮小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越来越多的90后成为富士康生产线上的主力，企业需要他们创造效益，而他们其实也需要企业的关心，“对于90后来说，富士康是一份工作，但也许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去认识社会、接触社会。更重要的是，不能用原来的管理模式去要求他们。但磨合过程中会忽略一些问题。”

记者长期接触的一名富士康深圳New Pad生产线上的工人说，目前龙华园区中90后的管理人员并不在少数，在他看来，这些管理者的管理方式相对简单、直接、不够稳重，想要服众不是易事，做不好还有可能被大家孤立。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决定了富士康需要巨量的简单劳动工人。由于其生产模式是一条完整加工链上简单的重复劳动，很多年纪大的工人无法应付，因此只能招聘年轻工人。同时，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85后、90后工人经过若干年培养被提拔到管理岗位，但他们缺乏管理经验和磨练，管理同龄人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富士康面临的管理难题。

“富士康的社会责任一直都被诟病，也多次挑战社会的神经。富士康内迁后，也同样面临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承担是否到位的问题。”黎友焕称，这都是富士康代工模式决定的，无法回避，如果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承担到位，则意味着富士康的生产成本将激增。

陆胤也表示，富士康此次事件背后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而背后暴露的管理问题可能更值得关注，即目前富士康动辄数万人的工厂以及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可能并不太适合现代社会。

“如果是真正军事化的管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陆胤说，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已经变了，不太能适应这种管理方式，这就意味着富士康得做出转型，不是重回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而是要使用更加现代、宽松的管理方式。

“这种转型是必需的，但是目前富士康似乎还没有做好从强硬管理到柔性管理的准备。”陆胤认为，这种转型期的冲突恐怕将来还会发生，在其他企业也可能出现，所以，类似的企业都要做好准备。

事实上，富士康保安与员工之间的冲突已非首次。2009年8月，位于亦庄的北京富士康厂区就发生过2名员工与20多名保安冲突的事件。

身为鸿海科技集团总裁的郭台铭，可谓无时无刻不在为集团旗下富士康员工的管理发愁。“每天管理100万员工，头痛得要死。”他此前在台北的一次活动上说。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富士康2011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集团在大幅提升普通员工标准薪资的同时，又通过有序减少员工加班时间，让员工有更多时间回归家庭与社会，享受亲情、友情、爱情的快乐。集团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提升员工之所需，积极开展各项业余活动以丰富员工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舒缓工作压力……也组织各类员工社团活动，让员工自主参与社团组织。”

富士康全球员工总数达上百万人，没有任何管理书籍能向它传授管理百万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