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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独家揭示:来自金融、法律、科技、军事等多个行业的21位成功人士,是哪些建议帮助他们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明迪·格罗斯曼
HSN首席执行官
早年我在耐克(Nike)工作时,总是抱怨团队中有人表现不佳,我努力改善这种情况。最后,(耐克的共同创始人和董事长)菲尔·奈特对我说:“明迪,你的重点不是如何让普通人变得出色。你需要招聘出色的人。”当今世界,人才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包括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他们与企业文化的契合度。组合得好,很可能效果斐然。但前提是要招对人。
杰克·博格
先锋集团创始人及退休首席执行官
年轻时我曾是费城一家小经纪公司的跑腿员,从一家小经纪公司将证券送到另一家。有一位跑腿员看着我说:“博格,我得告诉你,你需要了解投资业务的方方面面。”我说:“瑞,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小人物永远一无所知。”事实证明瑞说的没错。人们说,这个市场有伟大的投资者,但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谁也聪明不过市场。
道格·帕克
合众国航空首席执行官
就我而言,不一定是言语建议,我得到的更多是榜样建议。这个榜样就是【前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首席执行官】赫伯·凯勒赫,我认识他已有10多年了。知道他做得很好,和他在一起时,我留意观察,潜移默化地学习。他非常善于倾听,也确实教过我,倾听自己的员工有多么重要。如果你看到工作中的赫伯,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专注,都不会留心屋里还有谁。这不是基于什么原则;他就是这样。
我尝试着举行座谈会,与员工对话,而不是我站在1,000人面前侃侃而谈。每个月有4次,我会和三、四十名飞行员和空乘人员开会,我说10 分钟,然后他们说50分钟。这样的倾听不完全是出于尊重——实在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方式了。当你领导一家像航空公司这样的大企业时,有很多东西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因此必须从倾听开始。然后,才能决定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作为倾听者我还远远赶不上赫伯。但昨天我们有一次这样的会议,有位乘客告诉我,她在换登机牌时被告知机上舱位只剩头等舱。与她同行的是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能坐头等舱,结果导致他们不能上飞机。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对。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还有这样的规定,需要改变这种情况。
罗恩·约翰逊
J.C. Penney首席执行官
我是1984年从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毕业的。毕业时就业机会很多,我有不少选择。我当时犹豫的是去高盛(Goldman Sachs),还是Mervyn's,后者的工资只是前者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和父亲谈了一回。他曾在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工作。他说:“我遇到过的所有伟大的管理者,年轻时几乎都是从这个行业起步,学习业务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人都是从底层做起。”
简单的选择当然是去一家投资银行。即刻获得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酬和回报。我的父亲说:“你可以这样做,但很快你就会想做点别的什么了。如果你打算做好一件事,就需要从底层学起。成功没有捷径。”
零售业变化很快,就像体育一样。我本来还可以去Dayton Hudson(当时Mervyn's的母公司)从事战略规划工作,但我心想:“不行,我想学业务。”因此,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Glendale(做店面管理培训生)。今天,同样的经验也适用于我做的每件事,不管是塔吉特(Target)的出色设计,还是打造苹果(Apple)商店。凡事没有捷径。
我记得在苹果处于低谷时期,我并没有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处在领导岗位时,困难时期尤其难熬,因为你需要带领整个团队渡过困难时期,决不能走捷径。我们正在着眼于下个世纪打造J.C. Penney,而不是下一个季度或下一年。
斯考特·格里菲斯
Zipcar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是癌症康复者。十五年前,我一结束与医生的通话。获悉自己组织切片检查的结果后(格里菲斯被诊断为2期霍奇金淋巴瘤),我给我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他结果不好,我需要做9个月的辐射和化疗。他说:“我知道你能战胜病魔,完全康复。”但“你必须想想,经过所有这些后,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想想等到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你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当一位家庭成员说出这些时,至少就我而言,我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的。这个人对我的了解,几乎无人能及。如果你比较敏感,你可能会说,“我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等这一切结束时,我要变个样?”但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件改变人生的事情。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推到了悬崖的边缘,在这之后,你想怎样实现你的人生?
当时我住在波士顿,在从贝恩资本(Bain)剥离出来的Parthenon Group做咨询工作,单身,大概35岁。像大多数非常注重职业发展道路的人一样,我已经上完了商学院,我的职业道路从各方面来看都非常完美。我没有回家,去了阿斯彭滑雪。我想,当时我的人生确实没有什么使命感。哥哥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把它写了下来,越来越笃信,自此人生应该完全不同。
它敦促我建立了一套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我开始关注周围,自问我身边的这些人有我这样的激情吗?有我这样的价值观吗?我开始自问,我加入俱乐部或做这些事情的理由——我先看什么文章,为什么?我开始进行内心的反省,决定离开咨询行业。我希望回到脚踏实地的工作。我总是对交通、科技和城市有着一股激情。我在匹兹堡长大,我上中学时这个城市简直是个灾难。我开始对“城市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想,我能不能找一份工作,融汇我对科技、对颠覆性商业模式以及对城市的激情,将所有这些都放到里面?当我进入Zipcar时,我感觉这就是那份工作。就是我要找的工作。这与我哥哥的建议或许是殊途同归。当我从癌症中康复时,我工作以外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将激情与职业联系起来,一旦你真正这样做,这个信念就变成了你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每天早上我依然精神抖擞地从床上爬起来。
翠西·瑞斯
时尚设计师
我们生活在一个用完就扔的时代,很少有东西是为了长久留存而造。如今,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品质,因为它已经如此稀缺。在我们的主要办公室,我们有一台几年前就坏了的洗衣机,原因是齿轮融化了,它们无法承担所需的任务。当我开办自己的服装公司,那时我24岁,父亲告诉我说,如果你的公司不提供最好的品质,它就没法取得成功。
瑞·科兹威尔
未来主义者,发明家,作家
1978年,施乐(Xerox)开始对Kurzweil Computer Products感兴趣,并对我的公司进行了投资。1979年,他们表示有意收购。他们感兴趣的是扫描和文字识别技术。当时施乐是一家打印机公司,他们有很多的产品:复印机、打印机,都是将电脑化信息转录到纸张上。我们有一项技术,能反其道而行之。当时我还没有那样的理念:我真正的业务是发明技术,打造业务,然后出售。我的态度是:这是我的公司,我的职责是创立它,打造成功,然后可能卖给施乐。但我的首席财务官哈瑞·乔治称:“你真正擅长的是发明新的技术,带给这个世界。但有其他人,可以把它带到全球市场。你应该卖给施乐。”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施乐在这个基础上打造了一家全球领先的企业。由此,我进入了这样的模式。这促使我重新定义自己的业务范畴:做一位发明家,发明突破性的技术,然后卖给大公司,在那里这些技术真正能够发扬光大。我已经卖了五家公司,现在所有这些公司都还在。比如,Kurzweil Music现在是现代(Hyundai)的一部分。这些公司能以更好的方式将它带给全球市场,这是我们这样一家小型合成制造商办不到的事情。
尤金·法玛
经济学家,作家
1960年当我进入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时,我接触到了一些进行新兴金融研究的教授。那时金融还算不上是一门学科,正在诞生之中,而我恰巧就到了它正在诞生的地方。因此,我有点着迷,当时学校里每个人都感兴趣。
第一年,我学了门中级统计,授课教授是哈瑞·罗伯茨。当时我21岁。他和我很像——他喜欢一切体育运动,是位跑步健将。我在本科时做过很多统计工作,早就在和数据打交道。因此当我开始学时,就比其他人领先了很多。但我从哈瑞那里学到的是理念。他教给我的是对统计的态度,直到现在我也还是坚持这样的态度。
正统的统计学是给出一个假设,然后检验。哈瑞总是说,你的标准不应该是接受、还是否决这个假设,而是能从数据中了解到什么。最好是能用这些数据强化你对世界的描述。这一直是我研究的指导明灯。应该利用市场数据更好地了解市场,而不是说这个或那个假设是真是假。没有一个模型是严格意义上正确的。真正的标准应该是:当我完成时,是比刚开始时更了解市场了吗?我当老师的49年来,我也一直把哈瑞的建议教给学生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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