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为何容易觉得自己“被欺负”？

时光无念

社会的开放比国家的开放所产生的阵痛更为强烈，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家的开放主要涉及国家的政策层面，依赖于领袖对局势的判断，而社会的开放往往是被动为之，关系到文化的继承与传统的割裂等问题。中国的近代史给国人的普遍观感是很不光彩的，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100多年时间里，充斥着无数痛楚的记忆，从宏观层面而言，国家的开放尽管带来了民族工业的局部振兴，但是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国家的积贫积弱，无数生灵惨遭涂炭，外交屡屡失败，这些事实被概括为一个世纪的民族耻辱，在教科书上，这个时代的国家共识则被浓缩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从微观层面而言，个人的历史记忆显然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沉重包袱，个人抑或一个家族，对近代史中国命运的记忆，往往会细化为长辈们的个人记忆，而个人的被欺负则成为这些记忆中的核心所在。长辈们讲述那段出生入死的经历时，没有启蒙或救亡的宏大主题，没有民族英雄的鼓舞，他们的命运变化，如同一个发育不良的好逸恶劳的年轻人，突然某一天遇到一个五大三粗的久经考验的强盗，此后，被欺负的感觉充斥着他们的人生记忆中，并成为后代体会这段辛酸历史的重要视角。

这是社会被迫开放过程中个人的重要体验。社会的开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更容易受到“内发型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宗法制度背景下的熟人社会向依靠信任运行的陌生人社会，其曲折过程更是让人备受煎熬。而且，个人因为社会开放过程中的“被欺负”的经历，在一段时间内，其心态已经变得不利于社会开放，由此不难解释，全球化的逐渐深入的同时，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的现象。

国家的命运容易改变，国民心态却不会因为欺负的终止而恢复常态，相反，这样的心态还会在长时间里延续。不过，因为欺负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这个词汇很少成为群体的表达方式。在和平时期，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扩张，“欺负”变得越来越有技术含量，以类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方式实现全球分工，欺负不再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式的，而是有序的，常常给人以“命中注定”的假象。欺负的后果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也只是以“新穷人”的姿态，施展着欲壑难填的暴发富本能。

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难以摆脱弱者心态。穷人仇富是因为急剧的贫富分化，富人示弱则是因为穷人太多，一种奇怪的现象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砸宝马车来表达仇富情绪，搜索发现，“砸宝马”的相关新闻搜索结果竟高达1400多篇。当下中国穷富二元对立，彼此的受欺负，与其说是对社会矛盾的再现，不如说是对社会结构的概括，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的阶层，然而，国人普遍的弱者心态却表明，当下社会的穷富对立不是因为为富不仁，也不是因为底层的反叛，而是因为结构性的对立。少量的富人在多数穷人的围观之下，难免会对其上升过程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而穷人脆弱的神经和弱者伦理则随时为这种质疑煽风点火，并最终促成一方对另一方的欺负。

其实，不仅大国崛起未能使普通民众摆脱受欺负的阴影，国家本身尚且处于受欺负的边缘。这种印象是国民心态的另类再现，部分国人认为中国人仍然受到外国欺负。形成这种印象的原因，除了在重大外交事务上国家的疲软表现，比如南海撞击事件，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法国受到干扰，还因为国家的话语中充满了“被伤害”的表述，据媒体报道，仅2011年以来，至少已有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有人翻了一下1978年到2006年的《人民日报》，报上称日本“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有58次，美国则有20次。“受欺负”的心理已经根深蒂固，每当有重大外交事件发生，民族主义情绪就得以蔓延滋长，而动员这种情绪的武器，除了当前民族情绪贲张，无疑还包括被欺负的历史旧账。

2011年8月，黑龙江方正县因为为二战日本开拓团立碑而遭受网络声讨，事件以五位“壮士”砸碑结尾。在网络上，这五位“壮士”受到追捧，甚至有大量网友将其视作民族英雄。尽管这样的赞誉之词颇有网络调侃的味道，但是笔者还是为之感到不安，民族英雄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词汇，它与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交相辉映，意味着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民族英雄的每一次出场，其背后都伴随着国人的“受欺负”心态，意味着受尽屈辱然后复仇成功的复杂的优越感。如今，尽管历史的阴影逐渐远去，但是民族英雄仍然是历史叙述的重要线索，以至类似这种原本与受欺负经历无关的社会事件，最终都需要祭出“民族英雄”，仿佛只有如此，历史叙述才能回归到某种传统。

影视剧在继承这个传统方面显得更为坚决。从《精武门》的广泛受众，到《举起手来》系列电影的不俗票房，都可以看到，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仍然有着巨大的市场。前者讲述的是民族英雄为救亡奔走，为团结一盘散沙而四处游说，尚有几分国民性改造的意味；后者则是通过侏儒化对手，意淫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我实在不敢想象，一支由智商低下、表情猥琐的战士组成的军队是如何占领中国大部分领土的。然而，类似的细节却在影视剧中反复上演，并且屡屡收获观众的好感。它们与其说是叙述历史，不如说是虚构某种民族自尊心，修复民族创伤，缓解民众“被欺负”的民族记忆。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解读无助于形成健康的国民心态，因为一旦走出电影院，观众都知道，他们所收获的快感，并没有多少历史依据，充其量是编剧个人的一厢情愿。从制度、思想等层面看，避免战争悲剧的再次发生，需要重新审视国家权力和现代性带来的危害，就个人而言，修复21世纪由战争引发的心理创伤，需要客观看待那段历史，珍惜和平环境的来之不及。

不仅因为历史的创伤，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修复“被欺负”的需求也一直存在。“国进民退”的隐忧以及“大政府，小国民”的舆论氛围，塑造了“被欺负”的社会心理。反抗“被欺负”既表现为极端的方式，比如以“身体的武器”自焚反抗强拆，也表现为普遍的弱者伦理——官民对立、弱者的不幸遭遇容易收获媒介与网民的同情心，而以此为根基的谣言也得以滋生。前段时间，有大量网友传播美国护照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都是你强大的后盾”；而在中国护照中则传言有这样一段话：“请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并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而事实上，无论中国护照还是美国护照，其提示的文字大意均为“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许多网友在传播这样的信息过程中，不会去考证它的真实性，而倾向于认可其真实性，这不仅因为舆论广场个人免责的侥幸心理，还因为这样的信息符合当下的社会逻辑与公共心理。

“被欺负”也是世界上大多数民众共同的命运。咄咄逼人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全球化，给个人造就了社会学家弗洛姆所谓的“微不足道感”，选择“逃避自由”，从英雄主义题材影视剧中，从微博上的励志语录里，寻求生活的勇气。被欺负，既是对弱肉强食现象的概括，也是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作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