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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强(化名)是某大学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寝室,因为办事稳重、乐于助人,被室友尊称为“强哥”。5月初,他如愿找到了一家单位,签了就业“三方协议书”,但作为学生预备党员,他却被学院分配了一个硬性任务,就是督促、帮助同寝室的其他人尽快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三方协议书”。他和他的同学们早就被告知,如果在论文答辩之前还没有交上就业协议,就不允许参加第一轮论文答辩。(5月27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就业故事。重视学生就业无可厚非,追求就业率也不值得诟病,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就业率,只要追求的是真实就业率,而不是弄虚作假,那么,无论如何重视就业率,也不会导致折腾。毋庸讳言,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也出现了一些怪现象,最典型的是学校拿“毕业”来要挟学生,导致学生不得不四处寻找“挂靠单位”。前些年,有些学生甚至和“小卖部”“收费公厕”等“单位”签订就业协议,这些年情况稍有好转,但整体上仍然不容乐观。
本来,就业需要时间,特别是像所谓的哲学专业毕业生,市场需求也并不是太大。但现在一些学校并不考虑这些客观原因,而是过于急功近利,过分重视“当年”就业率。由于学生毕业之后的流向学校无法掌控,因此,便要求学生“先就业,再毕业”。这样的“好处”在于,既能准确统计出当年就业率,又能形成完美的统计数据——用毕业来要挟学生,最后达到的不就是100%或近乎100%的就业率吗?
其实,有关部门早下发过通知,规定“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对就业作假、违规者将实行‘一票否决’。”规定实施以来,“一票否决”的事情从没发生过,而虚假就业却一直存在。问题出在哪里?一方面是规定落实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因为相关政策在“打架”。
教育部禁止高校搞挂钩,但又在崇尚另一种“挂钩”,可谓政策在“打架”——此前,教育部规定:“就业率不高,专业要减招;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将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应该说,优化专业设置,对专业进行调整甚至是建立专业退出机制,都是可以的,但能不能用“就业率”来决定“一刀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把“就业率”当成决定专业“存亡”的硬指标,这种并不科学的要求,必然逼迫学校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就业率,虚假就业率背后,其实也有学校利益甚至不当利益的影子。
虚假就业毫无意义,但这样有水分的东西在公开的就业率统计中占了多大比例呢?新闻中某大学如此急功近利的做法,其实是带有普遍性的,在很多大学成了“潜规则”。这种做法到底是在关心学生就业,还是关心自身利益?这到底是在向社会输出合格的毕业生,还是逼迫学生弄虚作假?一些学生走入社会前夕的第一课,居然是被逼弄虚作假搞虚假就业,这是何种的教育错位?大学应该是公平、正义和良心的最后堡垒,折腾人的虚假就业可以休矣,否则,何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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