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幸福感调查：深圳东莞上海排倒数前三

王艳

　　小盘在广东打工6年了。6年里，他换了8份工作，那些只做了一个多月甚至一两个星期的工作已多得数不清了。

　　小盘中专学的是模具专业，刚出校门也怀揣着梦想。“但一段时间后，梦想就慢慢地没了。”他说，“有一段时间，我就不相信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于是不停地换，直到把钱花光。最后发现，真的找不到。”

　　像小盘这样的农民工在全国2.4亿农民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干不长、频跳槽、发展空间小、努力成效低”，这是当前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24日下午联合发布的调研成果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多个维度看都显著低于国外体力工作人员。从幸福感的角度，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

　　农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4亿人，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

　　“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作为中国转型期的一分子，农民工负荷了多重角色，而他们的努力，最直接承担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教授也对记者表示，中国未来20年，城镇化能否正常推进，关系到中国城市转型和经济是否能成功。

　　据了解，此次调查人员共选取全国各省份20个主要用工城市进行对比，数据从工众网农民工数据库(截至调查时共有注册用户532.9971万人)中随机抽取样本，由工众网工众研究中心采取电话调查方式进行访问，收集有效问卷2473份。

　　据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胡平介绍，通过对农民工社会距离数据的分析，农民工与所生活的城市并不是非常融合，而且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教育等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整体农民工的身份妨碍了他们和所在城市的社会融合。

　　“调研发现，城市并不完全接纳所有农民工，其中小部分人群(30%)依然认为他们被拒绝和被排斥。”胡平介绍，如果让农民工再有选择的可能，46.2%的农民工愿意选择继续留在所在的城市，有23.3%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去别的城市。

　　工众网工众研究中心李久鑫博士对记者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通过“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辈打工的积累基本能够满足生存需求，但他们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够平等地享受城市生活，最终在城市生根。

　　“但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被割裂，新社会关系陷真空，致使他们成为了‘农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鸟’，目前生根非常渺茫。”李久鑫说。

　　泉州最幸福，东莞最疏远

　　“这个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以及他们所得到的社会支持感，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福祉都非常重要。”孙健敏说。

　　根据调研成果，专家列出了中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农民工主观感受的几个最：感觉“最幸福的城市”是泉州；“最不幸福的城市”是深圳(幸福感)；感觉“最无力的城市”是北京，“最积极的城市”杭州(情绪倦怠感)；感觉“最受支持的城市”是青岛，“最差支持的城市”上海(社会支持)；感觉“最疏远的城市”是东莞，“最亲密的城市”是大连(社会距离)。

　　泉州缘何能成为在农民工心目中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据胡平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在对农民工幸福感进一步从“生存、关系、发展、生活水平、家庭关系、工作学习、社会地位”七个维度时发现，福建泉州在“生活水平、工作学习”的维度上排名首位，在“发展”、“生存”维度上排名第二、三位。

　　“泉州的城市环境及经济发展可能更适于农民工生活，社会经济竞争并不非常剧烈，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同时在学习和发展层面给予农民工的机会可能更多。”胡平说。

　　相比之下，与前些年相比，长三角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似乎正在下降。

　　胡平告诉记者，以浙江杭州为例，杭州整体农民工幸福感排名第7位，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排名降至第15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杭州的评价明显低于老一辈农民工的评价。

　　调研发现，长三角的农民工收入要求最高，在上海和浙江的农民工收入要求比在广西和山东的农民工收入要求高出700多元；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实际花销也最大，比在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每月花销多出363元。

　　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杭州对于更追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成本更高，“生根”的梦想可能更加遥远，这可能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低的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