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威：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探源

郑智群

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幅度在过去30年中比较少见。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GDP增长二季度依然保持在7.6％的水平，但是其他一系列数据给出的信号更值得引起警觉。
　　首先，发电量在6月同比出现零增长，这是自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其次，国际储备在2012年二季度出现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降，外资流出创造了历史上的季度新高（见图1）。第三，中国狭义货币增长今年四月下滑到3％，是该数据自1985年公布以来的最低值，即便是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1998年也没有出现过如此情况。若从衡量经济的全面性而言，发电量、货币流量和国际储备虽然都比不上GDP，但在度量的精确度上有它们的优点，因此在评估中国经济下滑的过程中，这些指标应该作为重要参考。

　　另外，本次经济放缓给企业和老百姓带来的影响也大幅高于GDP本身显示的程度。从GDP看，经济增长仅仅是从去年的9.2％下降到今年二季度的7.6％，略有放缓。但是从企业营收利润的角度看，情况已经出现大幅恶化。

　　工业企业利润在2012年上半年一直是负增长，钢铁企业更是出现大面积亏损。银行利润虽然还较高，但是市场预期未来不良贷款导致的亏损将会比较大。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大量库存积压，中国正在经历“无利润增长”。对普通百姓，当前的经济放缓意味着他们工作单位的利润下滑，也就意味着个人收入的降低。这在宏观数据中体现为零售总额的增速放缓，因为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将直接影响消费。从微观角度看，一些上市的消费品企业举步维艰，即便是香港的零售和澳门的赌场收入也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说明高收入群体也受到了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经济放缓呢？有一些因素已广为人知，讨论也比较充分。比较明显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近年来制度改革的停滞不前。也有一些因素可能兼具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例如，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导致的中国出口困难。另外，笔者认为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同样重要，但是在政策的讨论中相对较少地被提及，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另一个是存在过度依赖政府刺激的制度性缺陷。

　　出口市场份额下降

　　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速有比较明显的下滑，7月出口同比只有1％的增长，相对于2002年到2008年平均27.49％的增长相差甚远。欧美发达国家先后陷入危机，进口下降是一个因素，但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因素也很重要。

　　衡量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标准是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份额。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出口份额从“入世”以来逐步提升，到2010年，美国从境外进口的商品里除了石油，高达22.75％的部分是中国制造，而这个比例在2001年只有9.74％。可以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劳动生产率上升、竞争力提高，导致出口份额得以增长。

　　出口的上升趋势在2011年出现了见顶回落的迹象。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份额出现下降。这一趋势在2012年上半年依然持续（见图2）。按商品分，出现份额下降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纺织品、服装鞋帽以及家具、玩具。电子产品份额在进一步增加，但是其水平不足以抵消其他商品份额的下降。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使得中国出口增速近年来下了一个大台阶，从2004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27％的高速下降到了2012年上半年的9.2％，而同期美国进口增速仅仅从8％下降到了6％（以上计算不包括石油）。

　　值得引起警惕的是，日本出口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出现过非常类似的情况。日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曾经从上世纪60年代一路攀升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后由于“广场协定”带来的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大幅下降，日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于1986年见顶，随后日本虽然又经历1986年到1989年的泡沫期中的短暂繁荣，最终却因经济竞争力下降而导致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中日的经历中有一些类似之处。两国都经历了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的时期，多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带来房地产泡沫、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货币升值最终使得竞争力出现下降。在竞争力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也必然下降，这是2012年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

　　中日之间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些希望。首先，中国具有大国优势，幅员辽阔，沿海地区虽然已经失去出口竞争力，但内陆省份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价格还比较有竞争力。例如上海和邻近的安徽相比，2011年人均GDP相差3.3倍，和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贵州比较相差5倍，沿海的出口企业一部分可以选择转移至内陆，避免竞争力快速下降。以日本为例，国内各地区间收入分配较为平均，1984年东京的人均GDP和最穷的县相比只差大约两倍，因此日本企业在1984年后从本土转移到海外的趋势比当今的中国更为明显。

　　其次，中国未来的改革红利仍然值得期待。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已经在“入世”之后得到了大幅改善，但是服务业竞争力还非常落后，改革空间很大。如果能够真正贯彻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新36条”，未来竞争力还有提升的可能。

　　但是，中国具备的这些优势不应该成为盲目乐观的借口。内陆省份的优势可以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一定的回旋余地，但这只是提供了转型的时间窗口，转型是否成功尚难预料。从现在看，道路依然曲折，政府推出的“老36条”和“新36条”更多地停留在大政方针的红头文件上，没有在现实经济中得以体现。

　　过度依赖财政刺激政策

　　当前经济下滑实际是为过去几年过度刺激政策还债。财政刺激政策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取舍问题。政府可通过刺激政策，短期内把经济增长推高，但这种单靠政府行为推动的增长不可能持久，实际是通过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透支来换取今天的繁荣。

　　这样的例子在现代经济史上屡见不鲜，西方一些民主国家为此大吃苦头。因为执政党往往有很强的动机，在大选年通过财政力量制造短期内经济繁荣，以此博取选民的支持。而这种短期政府行为必然导致大幅经济波动，长远来看对社会福利有很大危害。

　　中国虽然不存在政党更迭带来的政治压力，但却有政府维稳的考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可能很低，因此也具备通过财政刺激缓解短期经济下行风险的动力。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很容易出现过度刺激经济的情况。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针对政府利用权力过度刺激经济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就是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道理很简单，如果央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不受政党影响，就可以把政治利益和经济决策分开，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可以更多基于长远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短期的政治目的。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一个国家如果有可独立决策的中央银行来施行货币政策，其通胀一般会低于没有央行独立性的国家。美国人Edward Prescott和挪威人Finn Kydland因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赢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一个方法是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政府不能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实践这方面政策的先行者。

　　如何从制度建设上防止过度财政刺激的问题在未来的中国重演？以上提到的两个方法都可以借鉴。首先，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应该加强。当前由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出现结构性上升，未来十年中国出现高通胀的风险正在抬头，同时经济潜在增长正在下降，政府通过发行钞票推动投资的压力会有所上升，进一步加重通胀的上行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央行的独立性显得越发重要。

　　再者，发挥债券市场作用，增加债券市场和银行贷款的相对比例，从而利用市场机制使财政刺激的成本显性化。如果地方政府需要资金推动项目投资，可以去市场发债；但是如果举债过多，市场会要求得到更高的收益来弥补未来地方政府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就会受到限制。这种市场化的机制也更合理，原因是，如果经济情况好的省份需要更多投资，市场会给更优惠的利率；不适合投资的地区发债，市场会要求高回报率，发债就会困难。这样资金会自然流向更值得投资的地区。

　　最后，通过立法对各级财政的赤字加以控制也很有必要，尤其是今后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不能再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方式把财政赤字隐藏起来。在这方面，地方和中央的税务安排如何改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